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势力之欲的兴亡周期,酱酒能逃过吗?——酱酒的阿喀琉斯之踵(四)

守望行业利益的 糖酒快讯 2023-04-13




文 / 李春林  上朴品牌机构创始人


上篇谈到酱酒品类的格局问题,这次谈审美问题。


我不打算谈视觉包装的审美,每一个品牌都有其历史起点,就视觉包装而言,无论延续其历史风格,还是与时俱进,自有市场检验成败。我要谈的,是文化意义上的审美。


先问个问题,一瓶酒的物理构成,无非酒精、风味物质而已,以纯粮固态发酵的白酒品类而言,其风味物质占比,大约仅2%,可是为何便宜的仅需几十块,贵的却要几千甚至几万块?


关键差别,在于审美。


一张宣纸,几块钱,如果我在上面写几个字,基本就变废纸,但如果那几个字是王羲之的,今天就得值几个亿。可在一只猴子看来,这两张纸并没有什么差异。


一瓶矿泉水,正常情况下几块钱到几十块钱,但对一个在沙漠中快要渴死的富豪看来,那就是命,价钱随便说。


一件商品的贵贱,并非由所谓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,更大程度上,是由某种主观感受决定的,也就是说,价值是主观的,没有什么客观标准。同时,作为商品的创造者——人或由人构成的组织,在其创作过程中,也一定具有某种主观性,因此,无论需求还是供应,都各有其主观价值判断,形成供需关系的基础——一种由供求双方及竞争者共同塑造、多方博弈而成的主观价值共识,与成本、技术并无决定性的因果关系。易言之,认知、看法、观念,才是更重要的价值。


王国维在其《人间嗜好之研究》中,提出过一对概念,生活之欲和势力之欲,在他看来,满足实用性需求的部分属于生活之欲,满足炫耀性需求的属于势力之欲。生活之欲,其实就是“要活”,势力之欲,就是“要赢”——“一言以蔽之,炫其势力之胜于他人而已矣。”


“势力之欲”这个概念,与凡勃仑《有闲阶级论》首提的“炫耀性消费”殊途共归。“要赢”的欲望,催生出很多既昂贵,又“无用”的商品。“明显有闲”和“炫耀消费”,本质是一样的,只不过前者挥霍时间,后者豪掷财物。


下棋就是满足势力之欲的典型活动,博弈双方可以不计情面,不择手段,穷尽智力地赢取胜利,在虚拟战争里享受炫耀心智的快感。


不仅下棋,读一首诗,听一场音乐会,欣赏一幅名画,品一杯好茶,饮一壶好酒,不会让我们更有钱,反而要花费精力、时间、金钱,但它能丰富我们的生命质地,满足超越基本生活需求的精神世界。这种满足,丰盈到了一定程度,就会流淌出来,形成举止、言谈、思想以及基于主观审美的艺术性表达,于有意无意之间,满足我们的“势力之欲”。


所以那些看上去没有实用价值的东西,比如仪式感,本身就是价值,超越其物质属性。摆弄半天出来的一杯功夫茶,就比连锁酒店里的袋泡茶显得雅致,捯饬半天才能抽上一口的烟斗或雪茄,会比香烟显得更高级。


同样,酱酒品类的兴起,除了我在前几篇文章中阐述的产业商业利润驱动,也因其迎合了国人自上而下的炫耀性消费示范效应,符合时尚的内在演进逻辑。


是的,酒,因为其“无用之用”,便成为炫耀性消费的绝佳载体。


白酒的头牌,始终代表着某种时尚趋势。90年代初期的清香汾酒,后期是浓香五粮液,然后带动浓香品类纵深发育,到2000年代前十年的中后期,酱香茅台则在价格和体量上都超过了五粮液。


口味越来越重,价格也越来越高。


表面上看,这是从轻口味,到中间口味,再到重口味的一种消费升级,而究其实质,则是满足炫耀性消费的竞争结果。


换言之,与其说是消费升级需要一种更丰盈、更丰富的口感,不如说是酱酒品类的稀缺性价值塑造,迎合了“势力之欲”的消费升级。而清香浓香在其稀缺性价值塑造方面,做的显然没有酱酒好。


但是,这种根植于人心的“势力之欲”,其实很势利,今日爱细腰,宫中多饿死,明朝幸玉环,天下皆丰艳。


当一种东西流行到了烂大街的程度,就会被一部分人所鄙视。


时尚有个特别明显的特点,不管什么领域——新的就是好的,旧的就是坏的。与此同时,特别旧的又是好的。”德里克.汤普森在《流行制作者》中总结。


所以当赵雷的《成都》开始家喻户晓时,他就被原本还待见他的地下音乐界所抛弃了;当《百家讲坛》连尬舞的大妈都会瞅上两眼时,它就沦为劣质鸡汤与票房毒药。


人在比较弱小的时候,常有的心态是“别人有的我不能没有”,言下之意是“我不能被别人落下”。


人在逐渐变强之后,常有的心态则是“别人都有的我不要”,言下之意是“我必须保持优越感,不能让自己降低到那些人的层次”。


一句话,“因为你们都喜欢,所以我不喜欢。”


所以,当浓香世界占有80%的市场份额的时候,渐渐就不再能满足“势力之欲”,人们开始寻找更小众、更高级的替代品,而茅台,正好具备稀缺、昂贵两大属性,它的稀缺性价值塑造,引发少数人追捧,这加速了它的稀缺性,反过来又使它的价格更加昂贵。从而,相比五粮液,茅台具有了某种价值加速度,就此一骑绝尘,把第二名远远甩在身后。


然而,当飞天茅台成为商务世界高端接待的标配时,它本身也将遭到“势力之欲”的轻视,而“精品茅台”、“年份茅台”,正在变成少数精英圈层的起步之选。


茅台的价格,是由那只看不见的手塑造而成的,今天管控飞天,明天就会冒出另一个“飞天”,因为即使在物质资源无限丰富的社会里,人心也依旧不会满足,竞争依旧不会消失,依旧会有不少商品贵到让多数人买不起。


所以,除非能大规模提升茅台供应量,或者整体消费水平降个级什么的,否则,茅台的现货市场,在短暂应付管控之后,将继续飞天。这就像多年前对香烟价格的管控,现在市场上原则上是没有超过一百元一包的香烟了,但朋友们搜搜“游泳”牌香烟试试呢?它的价格会一拳打倒你。更关键的是,管控对非公经济也许是灭顶之灾,而烟酒虽非国民经济命脉行业,却是不折不扣的共和国长子以及税收水泵的巨无霸,它们也可能遭遇“管控”,但绝对不会被管控到一蹶不振。


因此,如果基于某种治理逻辑要控制飞天的价格行情,那么作为飞天的替代品,其他酱酒品牌供应量的规模化提升,将是这种逻辑乐见其成的结果。


扯远了,说回来,今天的主题是审美,是观念价值。


我的判断是,以茅台为首的酱酒品类,具有显著的稀缺性价值,这是一种被塑造出的时尚观念,既然是时尚观念,就必然处于周期性流动当中。这个周期的驱动齿轮,就是“势力之欲”。


所谓稀缺性,是供小于求。供应增加,或者需求减少,都会解构稀缺性。


如你所见,酱酒供应的增长,简直是快马加鞭而来,而“你们都喜欢,所以我不喜欢”这件事,一定会发生,所以,需求的减少,也一定会发生。这是时尚流行或者势力之欲的铁律。


而下一个“我喜欢”的崛起,一定会基于未来的新生价值观。


我们生存的现实世界,是一个上帝已死,诸神相争的时代,一个冲突不断,精神危机重重、价值观多元化的时代,一个交往越来越频繁,内心却越来越孤独的时代。


但可以肯定的一点是,绝大多数的人,都希望生活在一个更加文明的世界里。


按照辜鸿铭的说法,所谓文明的本质,就是礼仪,而礼仪的本质,则是体谅、照顾他人的情绪与需求。


这跟酒有什么关系?


有,酒的第一属性,就是社交礼仪用品。


仓廪实而知礼节,我们看西餐,吃完了以后,台面基本上是干净的;在日本吃饭,如果忘了把餐桌收拾干净,是很失礼的事情;国内许多场合,也有客餐制,吃完一道菜,撤一道盘子,吃完之后,饭桌上也是很干净的;就算是圆桌餐,在比较高级的饭店,服务员也会不停更换渣盘。我们的用餐礼仪,正在随着消费升级,不断的提升。


而酱酒,跟其他香型相比,是香气香味最外溢、最显著的酒种。茅台不是还有个砸坛子的故事吗?这种香气香味的外显性,过去是稀缺,是豪气,体现了待客之道,还体现出某种侵略性——喝过几次以后,就会习惯,并且形成偏好——酱酒的经营者,常常以此作为比较优势。


但有时候,优势就是劣势。


酱酒的这种特质,在某个可能的将来,会不会被另一种更克制、更留白的礼仪观念所取代呢?香气不那么外露,不那么急于改变别人的口味,会不会成为另一种“势力之欲”的时尚选择呢?


这一点,或可从餐饮美食中窥见端倪。高级的菜式,往往是轻口味的,法国菜、日本菜、粤菜,而火锅之类的重口味菜,一般很难入选米其林餐厅榜单。


高级的东西,往往不重口,不粗鲁,讲究分寸感。周天子驾游和英国女王出行,在礼仪上的要求都很严谨,与平民有极大差别。差别在哪?在礼有尊卑,在克制,在雅致,在精微高明的分寸拿捏。而这一切,就是稀缺性文化的价值所系。


如果有一种东西,对现有酱酒世界中,以物质性稀缺为核心的价值认知,形成冲击,我认为就是文化性稀缺。


这当然不只限于酱酒。在过去几十年里,以白酒品类为典型代表的中国式酒局,又何尝没有受到来自年轻人的挑战,或者说嫌弃呢?


2020年,中国白酒的产量规模,从最高峰的1300多万千升,下降到了740万千升,近乎腰斩;啤酒也差不多,从近5000万吨下降到了3400万吨,降幅32%。


我们几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,很多人,都不喝或者少喝酒了。


为什么?累!工作本身就够累的,酒局如果不能放松,为什么要去呢?


“我干了,您随意”,“感情深,一口闷”,不可否认,过去几十年来的中国式酒局中,那种基于君君臣臣的传统秩序规则,在大量急功近利的关系型社交当中,演化出了一套强制性的“酒文化”,这种权力的游戏,因其强迫性和逼压感,正在变成少数人的游戏,而更多的人,正在远离。


不承认这一点的人们,只是因为活在茧房之中而已。


我们的时代,正在跨越历史的节点,那种一出生,就该把某个信仰或某种观念当成默认选项的宿命,正面临现代理性主义乃至后现代主义的挑战。现代理性主义认为,如果某个事物要求我们相信它,那么它应当证明自己是真的、可信的——哪怕这种东西是父辈们所深信不疑的。后现代主义则走得更远,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终将烟消云散。


并非危言耸听,一个人的习惯、爱好,在30岁以前基本上就定型了,以后也很难改变。70后在30岁以前,读金庸古龙,看四大天王,他们到50岁、60岁还是继续喜欢;95后的年轻人读阿西莫夫阿瑟克拉克,让他们看金庸,他们根本提不起兴趣。


那种以为男孩在成年以后都会穿西服的人,可以去街上看看,有多少成年人平时穿西服?


所以,等95后00后的年轻人长大,他们中的多少人,还会端起白酒呢?


当观念的变迁,开始启动势力之欲的周期之轮时,我们该忧虑的,不仅是酱酒的问题,更是白酒这种曾经放达的文化载体,该如何自处,如何演进?


酒是无辜的,所谓“怨无小大,生于所爱;物无美恶,过则为灾”。有什么样的文化,就有什么样的酒文化,阮籍的穷途,陶潜的南山,李白的五花马,鲁达醋钵大的拳头,李易安的海棠,史湘云的芍药丛,都曾经是我们意象无穷的酒文化。而现在呢?我们现在的酒文化,还有过去的新鲜吗?还有过去的甘美吗?还有过去的光华吗?还有过去的欢爱吗!


这本非白酒自身的问题,却终将因为观念的古今之变,成为白酒必须面对的关键问题。


而首当其冲的,就是酱酒。


因为,能力越大,责任越大。


回顾一下这个系列的主要观点:

1、 酱酒热,是英雄造时势。

2、 产能过剩,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。

3、 格局是大问题,会影响酱酒品类的发展。

4、 审美是更大的问题,白酒文化正面临现代性危机。


过去数十年,白酒产业经历四种杠杆的加持和放大——标准化、工业化、产品化和品牌化。前三种杠杆将白酒技术成果以更可靠、更经济、更便利的协作服务方式,提供给千家万户,从而解决了大规模生产、流通的基础问题;第四种杠杆也即品牌化,则解决了企业之间的边界识别问题,帮助企业个体扩大其受偏好的程度,形成市场信用价值,实现一瓶酒从几十块到几千块的跃迁。就本质而言,四个杠杆都指向偏好与信任。


持续不断地满足市场的偏好和信任,才是良性发展之道。这也是今日白酒产业高达5000多亿产值的根本原因。


文化观念不断演进,白酒产品也会不断迭代:香型之间、地域之间的种内竞争,烈度会不断提升;低度化、利口化,也极有可能成为新生文化的配套。


不必抱残守缺,无须忧心忡忡。行人莫问当年事,不尽长江滚滚来。如此而已。


到这里,《酱酒的阿喀琉斯之踵》系列就暂告一段落了,感谢朋友们的热情与耐心,您的倾听,价值连城。下一个系列,想谈谈关于清香热的预判,以及浓香型白酒如何补课稀缺价值。如果朋友们还希望了解其他问题,可以留言。谢谢。



来源 | 糖酒快讯(ID:tjkx99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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